1975年，内地释放了最后一批国民党在押战犯，总数为293名。其中283名当即表示留在内地，他们被各地安排到了新中国建设的各条战线。

另外有10名希望回到台湾同亲人团聚，上级很快批准了他们的申请。4月11日，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，在北京为这10名战犯设宴饯行。

13日，10人乘坐飞机前往广州，在广州休息一天后，乘坐91次特快前往深圳。

在深圳，工作人员给每人发放了出入香港的签证，另外还发放了崭新的衣服和2000元港币的路费。

一行10人来到香港后，他们的结局却大相径庭。有的重新回到了内地，有的留在了香港，有的去了美国，其中有一位却自杀了。

前往台湾

在国民党10名被释放出来的战犯计划回台湾时，台湾正好发生了一件轰动全世界的大事。

当蒋介石听说10战犯申请回到台湾时，蒋介石直呼：“毛泽东在要我的老命！”

没想到一语成谶，4月5日，88岁的蒋介石心脏病突发，医生没有把他抢救过来，在台北士林寓所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
蒋介石认为，这10名战犯根本就不是回乡探亲，他们是被共产党“策反”的“反动分子”。

这些人回台湾的目的，是完成中共统战的渗透工作，是中共的间谍。

蒋经国继任后，认同了他父亲的看法，对这10名申请返台的战犯没有任何兴趣。

抵达香港的10名战犯不知道蒋经国的态度，他们认为自己对国民党是忠诚的，在香港等待国民党前来接收他们。

蒋介石的丧事举办完毕后，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严家淦，在台湾媒体公开了他们对这10名战犯的接收意见。

他继承了蒋介石的看法，公开表示不欢迎这10名战犯回到台湾，他们在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后，会谨慎考虑和处理。

此时这10名战犯的签证已经到期，内地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签证延期10天后，全部送到了香港移民局。

此后，台湾方面提出了这10名战犯回台的具体方案，让他们以难民的身份，去大陆难民救济总会申请。

严家淦

这10名战犯不同意以难民身份返台，其中张海商、赵一雪、杨南村这三个人以前的官职不大，他们选择了返回内地。

三个人中，又以赵一雪的官职最大，是原国民党281师师长。

三个人回到内地后，分别被安排到武汉、上海和成都，担任当地的省市政协委员。

赵一雪的家原本就在上海，他被关押期间，政府并没有殃及他的妻子和孩子。

他进入政协后，工作十分积极，后来还进入了统战部，在向台湾宣传大陆政策方针，促进两岸统一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。

继续滞留在香港的7名战犯，他们的命运又会是什么呢？他们最后回到台湾了吗？

各奔东西

蔡省三和王云沛留在了香港，王云沛是无法去台湾，申请去美国又被拒绝的情况下留在了香港。

王云沛是原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，在香港居住了四年后就去世了，他的骨灰被友人运回老家浙江安葬，算是落叶归根了。

蔡省三官至赣东警务总队队长，少将军衔，滞留香港期间延期了8次签证，返台无望后，他也留在了香港。

蔡省三

蔡省三经过教育改造后，思想进步很大，共产党对战犯的优待，也让他进一步认识到，祖国需要统一。

蔡省三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后，对还在内地的妻子曹云霞十分牵挂，他请求让他妻子到香港团聚。

周总理亲自批复允许曹云霞去香港，夫妻二人在香港团聚十分激动。

带着这份感恩，蔡省三在香港报纸开设专栏，大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，有力地促进了内地和台湾的民间交流。

还有4位战犯去了美国，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周养浩。

周养浩

周养浩是这10名申请返台战犯里面官职最高的，坐上了保密局西南区的区长、督查室主任的位置。

他号称军统三剑客、笑面虎和书生杀手，是毛人凤和戴笠的老乡，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。

他不仅杀害了宋绮云、杨虎城将军这两家的6口人，还在松林坡枪杀了32名进步人士。

自1949年被抓获后便一直不思悔改，还在监狱中无事生非。

有一次沈醉被提审后回到监狱，关在一起的周养浩听说他在交代问题时涉及了自己，抓起小板凳就砸沈醉。

沈醉

要不是同时关在一起的宋濂浠出手相救，沈醉不一命呜呼也会被打残。

周养浩年轻时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法学院学习，口才十分了得，有时候提审人员面对他的狡辩也无可奈何。

周养浩坚称自己没有错，因为是奉命行事，在法理上不能够认定为有罪。

因为反动立场顽固，虽然政府前面已经释放了6批次战犯，但是都没有包括他。

周养浩在监狱中也越来越不合群，常常一个人独自吟诵古诗词，这同样会给他带来麻烦。

周养浩吟诵《苏武牧羊》被狱友认为是拒绝改过自新，吟诵《金陵怀古》被认为是怀念过去的日子。

周养浩破罐子破摔，经常装病不参加劳动，违反监狱纪律更是家常便饭。

周养浩在香港滞留140天后，发现完全没有希望返台了，他开始向自己的子女打电话。

这一年周养浩已经65岁了，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，最后只有居住在美国的小女儿愿意收留他。

周养浩到了美国后，把他妻子也接到了美国，在美国，他不问政事，一心一意于诗书。

同样去了美国的还有段克文，但是段克文在美国没有亲戚，他以前是军统专员，军衔是少将。

为了在美国生存下去，段克文通过一些老关系，给美国报纸写文章挣钱。

他还写了一本《战犯自述》，在他的文章和书中，对中共的战犯政策极尽污蔑之能事。

一名台湾记者看到后如获至宝，拉上一名美国记者，一同去找周养浩作证，因为周养浩一直反共。

到了周养浩那里，周养浩大骂段克文不是东西，他的文章全是胡说八道。

周养浩对两名记者说，自己能够同妻子和孩子团聚，完全是因为毛主席共产党的战犯政策好。

这算是周养浩少有的客观言论。1990年去世时，我国大使馆前往送了花圈，也是对他说真话的一种肯定。第二年段克文也去世了。

此外，同样去了美国的还有陈士章和王秉铖，两个人都是原国民党军队的军长。

王秉铖的儿女去海外发展得比较早，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他在美国过上了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。

陈士章

陈士章的妻子和儿女在解放战争后期就去了台湾，陈士章入狱后，国民党不仅没有好好照顾他的家人，还把他的所有荣誉都取消了。

陈士章的女儿和女婿受不了在台湾的凄凉生活，跑到美国打工混日子，得知陈士章返台无望后，夫妻两人将陈士章接到了美国。

陈士章在美国过得也不好，即使已经年老了，还是要每天在印第安纳州帮人除草挣钱养活自己。

10名申请返台的战犯当中，张铁石的命运最为凄惨，他被国民党当局一步步逼到了自杀。

鲜明对比

张铁石他们一行滞留在香港的时候，台湾正忙于举办蒋介石的追悼会，根本无暇顾及他们。

张铁石从香港《星岛日报》获知，蒋介石生前并不欢迎他们返台，他有些沮丧。

不久，严家淦公开声明，这10名人员只能通过正常流程返台，张铁石感觉能够回到台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

10名战犯坚决反对通过难民渠道返台，国民党当局就说，不通过难民渠道也可以，但是必须在香港媒体公开发表反共言论。

对于这10名战犯来说，发表反共言论与他们在内地的情况不符，他们再次拒绝了。

这10名战犯，在关押期间，年事已高，经常生病，监狱方面总是想尽千方百计给他们治病。

期间，曾经有两名记者来找过张铁石，告诉他只要在采访中明确表示反共，第二天就可以回到台湾。

这种诱惑对张铁石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，但是他拒绝了，他认为应该实话实说。

张铁石面对国民党的无情，想到自己同儿子已经20多年没有见面了，也许在大街上看到都认不出来了。

尤其是想到自己已经90高龄的母亲生死未卜，张铁石感到十分绝望。

正在这时，他的儿子张润佩来到了香港，这让张铁石又看到了返台团聚的希望。

张润佩是一家台湾民用机场的机长，他得知自己的父亲几乎回到台湾时，便动用各种关系，找到了帮助父亲返台的中间人。

张润佩带着中间人偷偷来到了香港，当父子两人见面那一刻，两个人抱头痛哭。

张润佩确实给张铁石带来了好消息，彼时父子两人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张铁石即将回到台湾时，节外生枝，张铁石最终被逼走上了绝路。

张润佩给张铁石制定的返台方案有两个，一个是走正常流程，一个是偷渡，两个方案中间人都能够办妥。

张铁石觉得走正常流程更好，偷渡过去每天都要躲避国民党的抓捕，如此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是个办法。

父子两人和中间人商量好以后，中间人认为张铁石现在住的酒店是共产党安排的，担心有人暗中监视，建议换一家酒店。

张润佩认为这个没有问题，就带着父亲转到了富都酒店，安排妥当后，张润佩就离开了香港。

张铁石父子两人和中间人彼时并不知道，富都酒店的老板徐亨，是保密局在香港的小头目，后来的变故都发生在这里。

张润佩走了没多久，中间人就来找张铁石，说期间发生了一些变故，只能通过偷渡返台。张铁石一个人在香港，孤独无援，只好答应了这个方案。

中间人就告诉张铁石，5月23日，在晚上9点准时去渔人码头，这个码头在香港西环海岸，是当地蛇头彼时经常使用的地方。

中间人对张铁石说，时间一到，有一艘船会前来把他接到台湾。

到了5月24日，中间人打电话问张润佩时，张润佩说没有见到父亲。

中间人又立即问蛇头，蛇头说约定的时间船去了，没有看到张铁石。

原来张铁石把时间记成了6月3日，本来马上就能够在台湾团聚的张铁石错过了这次机会，感到十分苦闷。

所以当徐亨看到张铁石垂头丧气的样子提出请请他一起喝酒后，张铁石看到有了倾诉对象，就答应了。

两个人喝得有些醉意的时候，徐亨拿出了一份悔过书，他告诉张铁石，只要他在上面签个字，就立即把他送回台湾。

张铁石接过这份悔过书一看，里面的内容多数是反共的，他就气得把这份悔过书撕了，然后怒气冲冲地回到了房间。

黄维

第二天服务员到张铁石居住的房间打扫时，在淋浴间发现了张铁石，他已经在水管上上吊自杀了，旁边留下了一份遗书。

张铁石的自杀令人十分惋惜，而与他同期释放的黄维，选择了留在大陆，他后来的生活正与张铁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黄维官至集团军司令，一直对蒋介石忠贞不二，算是战犯里面的顽固分子。

他接受教育时一声不吭，对改过自新人员挖苦嘲笑，还肆意诽谤我党领袖而拒不写检查，因此被关押了27年。

北京战犯管理所

黄维的转变来自一次打架斗殴，他同另外一名战犯一言不合就开打。

功德林的管理人员在处理两个人的打架纠纷时，并没有因为黄维的顽固分子，对方是积极分子而偏袒对方。

对于功德林管理人员的公正处理，黄维开始重新认识了共产党人，不过，他也不打算转变自己。

黄维不继续在功德林惹是生非了，而是一门心思研究永动机，他认为一旦研究成果，算是弥补他以前犯下的罪行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让黄维放弃了研究永动机，开始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改过自新。

在疆场上奔波一身的黄维，获得了蒋介石的嘉奖，也落下了一身毛病，入狱的时候，他已经患上了多达5种结核病。

1953年，春天的脚步来临时，这些结核病却对黄维的身体发起了总攻，黄维命悬一线。

就在黄维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，北京的医学专家们来了，更重要的是，周总理的慰问也来了。

彼时要医治好黄维的这种病，需要从国外进口药品。

周恩来

黄维深知，那时的政府也很缺钱，而为了救治他这名战犯，却坚持了整整4年。

为了保证他的营养，肉食和鸡蛋牛奶从来没有缺过，在三年困难时期，工作人员甚至到内蒙古去给他们打黄羊。

获释那天，黄维代表其他战犯发表了感言，之后，他选择了留在内地。

组织上也根据他的实际情况，安排他进了政协，黄维在这里成了一名文史专员。

后来我党肯定了他在抗日战争当中做出的杰出贡献，黄维更加热心自己家乡的建设了。

1985年进入了政协常委，第二年回到了家乡贵溪，回到家乡后，他经常给自己的部下写信，希望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。

1989年，85岁的黄维与世长辞，海峡两岸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。

黄维光辉灿烂的后半生，与张铁石凄惨的人生相比，再一次印证了只有站在人民的队列，才能真正走得长远。